的确，由于南宋在设置斥堠铺与摆铺时，并未废置原有的邮传系统，这就造成省铺、斥堠铺、摆铺三铺时常并存的情况。
而为了应付三铺重复混乱的局面，南宋政府对它们作了严格的分工。
斥堠铺初设时，“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主要是“探报金贼并盗贼文字”。
摆铺取代斥堠铺之后，其传递任务与斥堠铺相同，摆铺被废除后，斥堠铺则又承担起所有紧急文字的传递任务。
常行文字以及非关金兵、盗贼文字由省铺传送。
像是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因摆铺再设，对三铺的分工又有了新的规定：“诸军摆铺止许承传尚书省、枢密院、都督府、沿边州军等所遣发军期钱粮要切文字，余闲缓处不许辄入，并依条入斥堠、急、马、步递。”
到了乾道时（1165~1173年），又摆铺废罢，则将铺兵放遣，一半归军，余半入斥堠铺。
摆铺再置时，则“将诸路旧置摆铺之处斥堠铺兵内，拣摘少壮健步谨审铺兵三名，改充摆铺，专一传送军期不入铺要急文字”。
后又制黑漆白粉牌和雌黄青字牌，分别作为摆铺由诸处发往行在和由朝廷降付诸处紧急文书的标志，以示与斥堠铺文书的区别。
淳熙十三年（1186年），又规定：“内外军期急速文字专入摆铺，常行文字并入斥堠。
其元无摆铺处，军期亦入斥堠，常行并入省递。”
至于其它传递方式的话。
因为烽燧传递和邮驿传递是使用最为普遍的两种传递方式。
除此之外，宋时还出现了一些独特的情报传递方式。
比如信鸽，因为信鸽具有简便、灵活、快速、准确的特点。
众所周知，在古代通讯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利用鸽子传递信息，要比用马传递信息快很多。
在宋时，人们驯养家鸽通信已不是什么稀奇事，“蜀人以事至京师者，以鸽寄书，不旬日皆得达，及买人舶舡浮海，亦以鸽通信”。
由此可见，在当时鸽子已是一种非常方便的通讯工具。
而我国利用信鸽作军事通信联络正式见于史料的是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西夏国王元昊的军队在与北宋交战中，利用鸽子进行军事通讯。
比如根据《宋史·夏国传上》的记载，好水川之战中元昊就是利用鸽子来获知宋军行踪的。
“福与怿（即宋朝大将任福与桑怿）循好水川西去，未置羊牧隆城五里，与夏军遇。怿为先锋，见道旁置数银泥合，封袭谨密，中有动跃声，疑莫敢发，福至发之，乃悬哨家鸽百余，自合中起，盘飞军上。于是夏兵四合……宋师大败”。
元昊事先设下埋伏，引宋军入瓮，再用百只信鸽来作为伏兵发起攻击的情报信号，从而一举获胜。
可见鸽子在好水川一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军利用鸽子传递情报的事迹见于《齐东野语》。
《齐东野语》记载，南宋时，时任川陕宣抚使的张浚前去视察泾原统制曲端的军队。
张浚“按视端军，端执挝以军礼见，阒无一人。公异之，谓欲点视，端以所部五军籍进。”
“公命点其一部，于廷间开笼纵一鸽以往，而所点之军随至，张为愕然。既而欲尽观，于是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戈甲焕燦，旗帜精明”。
曲端平时以鸽子传送信息练兵，战时则用鸽子传送情报调兵，这种方法比用人力传送情报少了许多不确定性。
此外还有密码，这不是说笑，宋朝间谍活动频繁，为了适应情报传递的需要，间谍技术也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
而宋朝间谍技术最大的突破就是密码的出现和使用。
不过宋人那时密码不叫密码，而是将密码叫做“字验”。
所谓“字验”，即将各种情报用四十字的一首诗中的某些字来表示。
具体要求是：所选的诗不得有重复之字，诗中的每一个字依次表示某一种情报，字与情报内容搭配的密码本只由军中主将掌握，每次使用时视所需传递的情报内容在新抄写的这首诗应加符号的字下加上规定的符号即可。
对方收到这首诗后，查对密码本就能译出机密情报了。
这样，送情报的间谍即使被捕或叛变，只要密码本没有落入敌方，敌人就无法破译出所传递的情报。
据《武经总要》中记载，军中之事略有四十余条，各以一字为暗号，为：请弓、请剑、请刀、请甲、请枪旗、请锅幕、请马、请衣赐、请粮料、请草料、请牛车、请船、请攻城守具、请添兵、请移营、请进军、请退军、请固守、未见贼、见贼讫、贼多、贼少、贼相敌、贼添兵、贼移营、贼进兵、贼退军、贼固守、围得贼城、解围城、被贼围、贼围解、战不胜、战大胜、战大捷、将士投降、将士叛、士卒病、都将病、战小胜。
如果出现了以上四十项中的某一项或几项的情况，则书写一首五言律诗，按四十项的次序，用一个记号写在五言律诗的第几个字下面即可。
以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为例，这首诗的内容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当出现了“被贼围”的情况，按四十项的次序是第三十一项，那么就应该在诗的第三十一个字“又送王孙去”的“又”字下加记号，即表示“被贼围”的情报。
“字验”的形式还有另外两种，叫做“名递之法”和“数递之法”。
华岳的《翠微先生北征录》记载：“彼有惧其递角之泄露也，故立为名递之法。谓以‘人皆畏炎热’诗二十字为号，写‘人’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写‘皆’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辩对。而文牒之外，全无明文及其所乞之事，此名递法也。”
“彼有惧其往来文牒之易辩也，故立为数递之法。谓如以‘湖上新亭好’诗二十字为号，写‘湖’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一百件之数，写‘上’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二百石之数。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辩对。而文牒之内，全无一字及其所乞之数，此数递之法也。”
这两种方法比之上一种则更加灵活，可以传递更具体的情报。
此外，还有一些常用密码，如“彼有以色为递者，谓以五色而辩其所申之意。以蓝青而书号者，系乞何人，系在何军；以赤朱而书号者，系乞何物，系在何处。彼有以字代替者，甲乙丙丁之十干，即以为一二三四数目之代用；子丑寅卯之十二支，即以远近里数、殿润升池江鄂驻札之代呼。有以衣帝者，谓传一衫至，则一军发，传一袴至，则两军发之类也。”
这种密码传递非常巧妙，或以五色为代号；或以天干地支为代号；或以衣服为号，不仅加强了情报的保密性，而且避免了重复，有多种变化。
将军队驻扎地及有关水路山险及左右前后的营地都编上代号，大大提高了情报传递的安全性。
反之，如能将敌方的营地和这周边地理环境也编上代号，则能更简便更保密的进行间谍活动。
以及密写，像是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围困开封，宋钦宗命令签书枢密院事曹辅到兴仁府寻访康王赵构。
为了防止密诏被金人截获，便采取了密写这一方法。
诏书在曹辅的衣襟上“以矾书为诏，以遗康王”，原因是“矾书帛入水方见”。
这样即使曹辅被金人抓获，也无法从他身上搜到任何有用信息。
除此之外还有秘语，秘语也称“隐语”，即不把本意直接说出来而借助别的词语来暗示。《武经总要后集》卷四语：“军政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另隐语谕之。”
《翠微先生北征录》中，间谍曰跳河者，奸细曰两来者。
《书叙指南》中也列举了一些常用的隐语，如“谨察视曰善伺之；探事人曰游侦；探人事曰探刺微密；请伺察曰长耳目；窃听曰屬耳；问消息次第曰问息耗；以形貌访寻曰以物色访之”等。
也有利用谐音来传递情报的。绍圣年间，辽使李俨来宋，蔡京负责接待。
蔡京故意冷落辽使，使其很长时间都无法参见宋帝。
一天，双方在一起饮酒，李俨对杏感慨：“来未花开，如今多幸。”
蔡京马上拿梨接道：“去虽叶落，未可轻离。”
李俨借助杏的谐音“幸”询问蔡京何时可以面圣，而蔡京则利用梨的谐音“离”告诉李俨还要等待。
这种谐音的情报传递不仅可以将信息准确传达给对方，而且还可以防止他人的偷听，落下话柄。
宋朝的情报传递方式灵活多变，这既是间谍技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复杂环境下的产物。
特别是信鸽、密码、密写等间谍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间谍活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当然，说了这么多，宋朝除了有简单外，当然也有反间谍措施了。
毕竟这也正常，既然有间谍活动的存在，那么就一定会出现与之相对应的反间谍活动。
在宋朝向外派遣间谍刺探对方情报的同时，外国间谍也许正埋伏在某处伺机窃取宋朝机密，如何防止自身的情报外泄，打击境外间谍的活动，成为宋朝统治者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间谍工作是一项典型的团队工作，在形形色色的间谍背后必然有一个庞大的间谍情报机构，宋朝是如此，辽国也必定如此。
“素闻燕京留守府有，凡都府事无巨细，必先阅之后行。其府置一局，诸事连外境，情涉谍叛者，悉收付之考劾，苟语一蹉跌，即置之孥戮，亦委是吏主之。”
“虽已下，洎诸幕职，皆不与焉。以是吏得专肆腹，随所喜恶，为人祸福。”
“南之人，侧目以视。故不待鸠率，岁所馈与，甚于输官。公患之。语其详熟，以南北枢密院通事一人更代，尔后其弊浸息。”
这段史料出自《贾师训墓志》，此事大致发生在大安二年（1086）以后。
从墓志可知，辽国在燕京府设有专门的间谍机构，具体名称虽不可考，但看的出，这个机构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直接掌握生杀大权，处理一切间谍事宜。
既然，辽国存在专门的间谍机构，那么，作为辽国最大威胁的宋朝自然就是辽间谍机构的重点监控对象。
它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向宋朝派遣大量的间谍进行刺探、破坏活动，以便及时获取对方的情况，为辽国制定对宋政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