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六年二月的晦日一过，隔天便是寒食节。 晦日里，苏轼与曾孝章（字元恕）一起游览了嘉会门外去城十里的龙山，曾孝章为曾公度之子，为唐宋年间江南的曾姓大族，这次出行时任杭州府察推的吕仲穆没有前往。不过，随后苏轼与吕仲穆还是一起游览了凤凰山的灵化洞，这一带原是吴越国王祭天的郊坛遗址。 说起灵化洞，苏轼此前曾与曾元恕进入灵化洞探过险，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曾元恕因害怕而折返，但是这次与吕仲穆一起进入灵化洞之后，老吕的胆识确比曾元恕大多了，有了这样一位胆识过人的队友，苏轼在灵化洞的深幽处看到了惊世骇俗、不宜为外人道及的奇妙景观。 这两天，苏轼收到苏辙从汝阴寄来的诗与书信，得知弟弟苏辙又前往汝阴县（治所在今天的安徽阜阳市）公干了。得到了弟弟的消息，使苏轼的心中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寒食节这天，天还未亮，苏轼就与钱塘令周邠、仁和令徐畴（字元用）泛舟于西湖之上，共赏钱塘之春。“城头月落尚啼乌，乌榜红舷早满湖。” 苏轼从本月官衙的邸报中获知，自己的老朋友孙莘老在湖州任上将被调任庐州（今合肥）知州。这位黄庭坚的老丈人、自己多年来的知己和诗友，临别之际，二人自然少不了来一番诗词唱和，此处暂且略去。 闽人方子容（字南圭）经过杭州时，陈襄邀请他到营妓周韶处品茶。这位方先生原为方峻第四子，兴化军莆田县白杜（今荔城区西天尾镇溪白村）人。绍圣三年（1096）二月以朝请郎知惠州（今属广东），官终朝散大夫。后来苏轼被贬于此时，两人来往甚为欢洽，留下诸多唱和之诗。子容将家中藏书画，请苏轼品题，所以万卷楼（子容祖遗书楼）所收的苏轼遗墨，多达四百余纸。 当方子容被陈知州带到周韶住处时，这位收藏的奇异茗茶曾一度超过蔡襄的绝色营妓，竟当场哭着请求两位大人将其削除名籍。这时候，方子容对周韶说，你不妨作一首绝句让我们看看，周韶不假思索、援笔立就，绝句为：“陇上巢空岁月惊，不忍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当时的周韶正在服丧，身穿孝衣，座中人都嗟叹不已，就这样周韶得以削除了名籍。 同辈的营妓纷纷作诗相送，其中有两位分别叫胡楚与龙靓的营妓作的诗还是别有格调的。比如“解佩暂酬郑交甫，濯缨还作武陵人”，郑交甫，人物生平不详，据传为周朝人，有汉江遇游女之事。 杭州城虽美，但由于地处沿海，杭州湾潮水的倒灌常使得此地的饮用水又苦又涩，自古以来只有在山间凿井，才能得到可以饮用的井水。 唐朝时，宰相李长源打了六眼井，引来西湖之水满足民用。后来的杭州刺史白居易又治理西湖疏通凿了六井，到苏轼倅杭时，杭州城的老百姓仍旧是靠着这六口井生活的。直到去年的秋天，知州陈襄到任后询问起百姓生活上的困难时，人们都争相说六井若不加以治理，百姓就没得水吃。于是，下马伊始的陈襄就决定彻底地解决此事。在这一过程中，苏轼同志也是积极地同知州大人在一起擘画。 等到具体实施起来时，陈襄找来当地僧人仲文和子珪承办此事，仲文、子珪又让他们的徒弟如正和思坦作为助手。于是乎，他们带领民众清理沟渠，更换砖石，堵塞漏洞，直到次年春天，六口井才全部修整完毕。当时正赶上大旱，从江淮到浙右一带的井都枯竭了，不苦的井水在民间甚至被当做礼品互相赠送。但由于陈襄与苏轼的努力，当地的百姓却能有充足的淡水可用，甚至连牛马饮用和供人沐浴的淡水也都绰绰有余。 春三月，在苏轼的撮合下，其一位堂姐的女儿嫁给了宜兴人单锡（字君赐）。看来，说媒也是苏轼的一大功德，且成功率极高。 单锡是苏轼的同年进士，此人学士渊博还擅长作诗（苏轼也有此好），对天文天相和术术业极有研究（通阴阳图纬星历之学）。苏轼正是喜爱其才学，所以才把自己的外甥女和他撮合到一块的，以至于后来，每当苏轼到了宜兴，还会到单锡家住上一段时间。 王淮奇（字庆源），是当年与苏轼在家乡玻璃江瑞草桥边的草地上把酒言欢、一同交游的小伙伴，如今听说要到京师应礼部试，苏轼就写信想邀请他到杭州来玩两天。后来，遗憾的是王淮奇落第了，也没有来过杭州。 暮春时分，吉祥寺的牡丹将要凋谢了。 苏轼邀请知州大人陈述古一同赏花，可陈襄却因事未能赴约，于是苏轼便作诗道，“对花无信花有语，直恐明年便不开”。谁知陈襄听说后，次日便早早地来到吉祥寺赴约，苏轼话锋一转，又作诗道，“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 这就是当时杭州府的一、二把手的幸福生活，直到后来，苏轼在去往常润州道上还会忆起与陈述古一起共事的美好时光。 王槩（音概），字公操，左蜀人（今四川东部），其时正以都管员外郎的身份出知东阳（今属金华市）县令。此人性宁静，为政崇文尚礼，所以辖地百姓都有向学的好风气。 在东阳县西南八里有东西两座峰峦相对的岘山，分别叫东岘和西岘。王槩曾于两岘对峙的飞瀑之下，建造了一座水乐亭，亭子建好之后，王县令就开始琢磨着向苏轼求诗。苏轼这边一是公务繁忙，另外苏轼也觉得西至婺州一百五十里的东阳县是片稀世之地，是古往今来数不清的贤人共同吟咏过的热土，自己也不敢轻易就作诗作赋。但架不住王县令的软磨硬泡，就在这春日里，给王槩寄去了一首诗作。 王概以“水乐”作亭名，这是在慕名士风流，尽自家欢心，与家国情怀并无多大干系，这自然难入苏轼的法眼。于是，苏轼在诗中就借水乐亭之名慷慨陈事，操笔生波。大家知道，苏轼著书，有八面受敌之说。他有着狂放不羁，直言无隐的性格。他曾经上书皇帝，正面申论，还曾写诗兴叹，委婉讽谏。观《东阳水乐亭》诗，便可知其大概。 此诗一开篇，苏轼就借他人遗事，嘲讽朝廷乱象。“君不学白公引泾东注渭，五斗黄泥一钟水；又不学哥舒横行西海头，归来羯鼓打凉州。”诗中所言战国时期所修的白公渠，引泾水注渭，泾水浊而渭水清，世人都说有利，而苏东坡却唱反调，说是“五斗黄泥一钟水”。苏轼用“引泾入渭”影射王安石执行新法，急求国库生利的弊端。当时西戎北狄面对中原虎视眈眈，国境已是堪忧。而国内冗官、冗兵、冗费等现象严重，官员浮滥成灾，国内危机四伏。而水利的建设也使老百姓成为盘剥对象，苏轼感叹朝廷一味图水利而无远忧。他在诗中问：为何不效法唐朝名将哥舒翰，擂着羯鼓横刀勒马上前线杀敌去？ 苏轼还对“水乐之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向空山石壁下，爱此有声无调之清流。流泉无弦石无窍，强名水乐人人笑。惯见山僧已厌听，多情海月空留照。”在绝壁空山下，自然流淌的泉水，是有声而无调的。而你老王这水乐亭纵然号称“水乐”，其音调也是由人工修整出来的，毫无生趣。 苏轼委婉地批评王概，即使在涧谷间加上锵锵弦鸣的乐曲之声，也只能是节奏未成的音乐。你县令一个人喜欢所谓的“水乐”也就罢了，不要当作欢娱节目强加给民众。也没必要当作仙乐来欣赏。苏轼是想告戒王概，不可凭一己之见和个人志趣去劳民伤财，而是要尊重自然，要有“以民乐为乐”的襟怀。 弄到最后，王县令费尽心机，讨来的是一首上级长官的训诫之辞！ 杭州城往西约二百里，有个於潜县（今浙江临安市於潜镇），此县因西面有一座潜山而得名。县令刁璹（音属），字景汜，也是苏轼同年，最近苏轼正好因公务循行至此地。 在於潜县境，苏轼一共给两座亭台题了诗，一是刁县令的野翁亭，再有就是当地僧人惠觉的绿筠轩。 惠觉禅师本名叫孜，作为出家人，惠觉的诗，无一丝一毫的斧凿之痕，极为苏轼、米芾所推崇。其时惠觉禅师正在於潜县南二里的丰国乡寂照寺出家，绿筠轩就位于寂照寺内。 按说这座寺院并不算太知名，但是苏轼却在此寺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名诗： 《於潜僧绿筠轩》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 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代指竹子）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熙宁六年春，作为杭州通判的苏轼，从富阳、新登，取道浮云岭，进入於潜县境“视察工作”，县令刁璹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上司，并将苏轼下塌在了镇东南金鹅山巅寂照寺的“绿筠轩”中。 这天，在寂照寺出家的於潜僧慧觉禅师上前拜见苏轼，与他一起谈佛论经。苏轼博学多才，又自称佛门居士，加之谙熟佛学，使慧觉十分钦佩。两人在“绿筠轩”临窗远眺，但见满目皆是茂林修竹，苍翠欲滴、景色宜人，苏东坡情不自禁地连连叫绝。 慧觉禅师见此，知道苏东坡已被眼前的绿竹景色所倾倒，就故意说房前屋后栽几株竹子，我们於潜自古以来就有如此习俗，不过是点缀一下而已。苏轼却认为，门前种竹，决非点缀，此乃高雅心神之所寄。于是，苏轼就即兴挥毫，写下了这首《於潜僧绿筠轩》。 什么是“扬州鹤”？据传说有四人谈论平生最快意之事，一人希望多财，一人说宁愿骑鹤作神仙，另一人希望作扬州太守。最后一人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是三者得兼。后人就以“扬州鹤”来代表十全十美的事物，也等于是奢望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