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认为，自唐代时，唐太宗就开始以重金征集晋人法帖，光二王以下的就有上千轴。这些书法作品中的《兰亭序》被用玉匣盛放陪葬于昭陵，世人再也见不到了，其余的都收藏于皇宫中的秘府内。 到了武则天当政时，被她的两个面首张易之、张宗昌兄弟盗出不少。后来都陆续的流落到民间，后大多都被权贵人士王涯和张廷赏所收藏，所以上面都有着一个“涯”字的印章。后来王涯倒台了，府上被军士们抢劫。可军士们都只看上了用金玉制成的卷轴，而将书法作品剥下来随手就扔了，李驸马家里的这些晋人贴也许就是被军士们扔掉的书法作品。 在京师时，王安石著述了一本《字说》，意欲刊行于天下，在这方面满腹经纶的苏轼当然不会买账。 单纯不买账也就罢了，心直口快的苏轼却要时不时地找茬来恶心王安石一下。其中最为著名的段子就是： 苏轼取笑王安石的《字说》道，如果以竹鞭马为“笃”，那么，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还有，苏轼套用王安石曾说过的话，“鸠”字从九从鸟，自己也算是找到了证据。苏轼戏谑道，《诗经》中说，鸤鸠在桑，其子七也。若是加上他们的爹娘，正好是王荆公所说的九个。 也有说苏轼因为不满《字说》贻害天下，曾找到王安石当面理论过。苏轼举例说，拿“犇”和“麤”而言，牛之体壮于鹿，鹿之奔速于牛。但是，三个牛字组合起来却成了奔跑之意，而三个鹿字组合起来怎么就成了粗壮之意呢？ 当时的王安石被问得哑口无言，脸红脖子粗的。 因此，有人推测，后来的党伐之论，越来越激烈。以至于苏轼的黄冈之贬，也许不全是因为诗稿里的攻击，似乎还与苏轼对王安石《字说》秉持不恭敬的态度有着微妙的关系。 苏轼要离开京师了，侄子苏林的寡妻带着两个孩子苏彭与苏寿也同行去了陈州。 宋时自京师开封府到陈州，走水路极为便利。在舟行水上之时，苏轼还不忘作几首小诗以自娱。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苏轼当时的心情还是较为舒畅的，无限的美好生活好像在杭州正向他招手。 到了陈州，除了与苏辙一家的欢聚外，苏轼还拜见了恩师张方平，此时的老张正出任陈州的知州。 在知州张大人府上，苏轼看到了张方平近来读杜子美的诗作，也乘兴和诗一首。 这是一首二十韵的五言排律，苏轼在三十六岁正值壮年，在他的和诗中，苏轼以李太白的古风提唱，用下平四豪这种难韵唱和张方平的这种读杜诗，本身就极有难度。况且，在苏轼的和诗中，能够做到主宾判然，疏密相间，在大量的排比之间，施以流走之法。这样下来，全诗的面目似杜，而气骨却是苏轼的，既有杜子美的步步为营的缜密，又有苏子瞻的句句直下之快意。 “恨我无佳句，时蒙致白醪。殷勤理黄菊，为遣没蓬蒿。” 这种直白通达的诗句，使得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纪晓岚先生赞叹有加。纪晓岚评价道：字字沉稳，句句飞动，而结尾蕴藉，此为诗人之笔！ 八月初十，苏轼与当时的陈州州学教授试国之四门助教崔度一起对饮于月下。 这时候的苏辙刚到陈州，脾与肺间都有暗疾，正好当时陈州有一道士叫王江，授以道家的服气之法，试后顿觉有效，于是苏辙严加练习，后来竟终身修习不辍。 崔度这个人，精通经史子集，熟知各项事务，就连举荐者韩琦都认为他是个人才。后来，因为崔度被贬谪海外，苏轼还给好友欧阳仲纯写过信，拜托照顾一下仍寓居在陈州学舍里崔度的妻儿。 此时，杭州府过来迎接苏轼的官差还尚未过来，一旦公人过来，苏轼就得立马动身南下。 熙宁四年。 八月二十五，张方平被判以南京御史台（官署名，掌拜表行香，纠举违失）。 前文说过，北宋时的南京不是现在的江苏南京，而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一带。因张方平以年老为由数次坚决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御史台），这次终于获得神宗皇帝的准许。 在苏轼为张大人送行的《宋张安道赴南都留台》诗中，“无人长者侧，何以安子思”两句本是夸赞张方平之贤的句子，日后被人抓住了把柄，成为了《乌台诗案》的一项证据。 苏轼在京师任职时，就结识了孟州济源人傅尧俞（字钦之）。此时在陈州听说了老傅的“济源草堂”落成，还专门寄诗道贺。谁知，元岉元年，傅尧俞竟伙同朱光庭、王岩叟等人对苏轼进行了疯狂的诬陷与谤讪，企图置苏轼等人于死地。 向老傅的草堂寄诗道贺之后，苏轼又在闲暇之余给去年八月去世的好友陆诜写了挽辞。 陆诜（音深），字介夫，余杭人。进士起家，除知延州（北宋延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延安市），后以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成都，此人为了蜀地百姓而反对青苗法，故世称“陆龙图”。 关于“龙图”，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是包拯包龙图。 但据旧制，“龙图”这一称谓极为讲究：直龙图阁谓之假龙，待制谓之小龙，直学士谓之大龙，学士则谓之老龙。总之，在我国古代对于级别与名分那是极其看重的。 这位陆大人，自从朝廷的青苗法一出，就立即上奏朝廷极言蜀地民夫刀耕火种，食不果腹，不得不种植一些芋头辅助充饥。如今课税又极重，老百姓不论如何节俭过日，都不能偿还官府的课税，马上就要陷百姓于死地了。 所以，在陆诜的挽辞中，苏轼用了“挺然直节庇峨岷，谋道从来不计身”形容了老友“陆大龙”。 此时的馆阁之中，天下事议论纷然，莫衷一是。昔日文同在馆阁任职之时，从未对时事发表过任何的褒贬之语。但此时的苏轼，却是数次上书朝廷以言时政，不时评论天下之事。下朝后，仍是不加节制，公然与同僚或是宾客高谈阔论。最为重要的是，苏轼每每谈及时事，话里话外常透露出讥诮之意！ 大表哥文同那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每每苦口相劝，但心直口快的苏轼此时却听不进去任何的劝诫。 后来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文与可已在陵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任上。不放心的大表哥文同还时常给苏轼寄诗加以规劝，以至于后来表哥的规劝诗写多了，竟然有了一句成了名句警句被堂而皇之地载入到了诗史：“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不吟诗”。 当苏轼还在陈州时，柳瑾（字子玉）这位极善诗词及行草书的北宋著名书法家被贬谪到了寿春（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寿春镇）。柳子玉本为苏轼堂妹夫柳仲远之父，平素与苏轼交情甚厚。这次老柳舟行路过陈州，自己的政治前途暂且不论，自然不会放过与苏轼兄弟相晤的机会。 老柳先是给苏辙寄了两首诗，苏轼作为临时的东道主，也郑重地和了两首。其中“图书跌宕悲年老，灯火青荧语夜深”句，深得清人纪晓岚的青睐，夸这种描述简直是“澹语传神”！ 陈州有位陶渊明式的隐士，名叫李宗易（字简夫），此人少时好学，作诗仿效白居易，与晏殊相知尤深。他是真宗天禧三年进士，仁宗庆历元年任御史台推直官、秘书丞，官至太常少卿，正四品官职。晚岁归隐，优游林泉十六年。苏辙在陈州做博士时，常与之游。 苏轼到了陈州后，自然也想与之结交。 因为苏轼素来就崇拜陶渊明这样的隐士，他认为陶渊明这种人，最难能可贵的是具有真性情，他专门用了一个名词，叫“真率”。就是陶渊明想做官了就去做官，从不以求官为耻；不想做官了便挂印而去，而不以退隐为荣。没饭吃了就去向别人去乞讨，自己能吃饱了就杀鸡具黍来请别人喝酒。完全不会因名利而迷乱，不会为穷困而动摇其志。 面对陈州的这位当世的“陶渊明”，苏轼初次到就前去求见，不巧的是，李宗易却正在病中，无缘相见。好在二十年后，苏轼有幸从李宗易的孙子李公辅处得到了老李亲手书写的七十多首自作诗。当时，苏轼读后还大为叹息道，这人是君子啊，可惜再也看不到了！ 也不知此人到底有多大的能量，能让苏贤良心服口服的，反正在下是服了！ 在陈州的日子里，苏轼兄弟俩一起结伴游玩自是必不可少的项目。 兄弟俩先是游览了陈州城北的柳湖，柳湖周边有上万株柳树。陈州也就是今天的周口市淮阳区，古称宛丘，水资源较为丰富。在柳湖，兄弟俩都做十一韵的七言长诗，在诗中也没有具体的事物所指，仅是兄弟俩的一些生活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