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杭州通判一职，苏轼私底下也在盘算，只要能离开死气沉沉的衙门，离开王安石当局的职权范围就行。何况，杭州也是一个好似天堂的所在。 诏命下达后，苏轼一家开始准备搬家，先去宛丘（即今天的淮阳县，古时又称陈州，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周口市）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等天气凉爽后在动身前去杭州赴任。 苏辙此时正在陈州当教授，不是今天吐槽的所谓“叫兽”，而是地方教育机关的管理人员。 虽然说宋代对官吏赴任的时限有着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正常的权力交接，规定诸府诸路的到任时限，逾期违限将会被惩罚。诸位官员，限满不至者，有“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此外，为了防止官员假借生病拖延赴任，还专门制定了监督机制。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朝廷对此的执行力度却没有那么的严格。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各种文本中看到，如欧阳修、陆游等官员的赴任时间远远地超过了规定，而他们却能依旧从容悠闲地走亲访友、观山游景。 所以说，苏轼决定现在到陈州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还是有着先例或是理论基础的。 至于此次的朝廷任命，起初苏轼请求外任时，根本无法也不敢言明自己要求去哪个地方，只能是听任朝廷的统一安排。宋神宗刚开始是准备让苏轼充任一州之守的，但中书省不同意，其原因也不外乎是怕苏轼不会好好地去执行王安石的新法。 中书省的意见是苏轼出任颍州（今隶属于安徽省阜阳市）通判，可拟奏递上去后，朝廷批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杭州通判与知州一个级别，只是在人事关系上处于二把手的角色。说来说去，还是不想让苏轼拥有实权罢了，这一点苏轼自然是心知肚明。 好在杭州城内外风景如画，美不胜收，正合苏轼的心意。也就是这一决定，使得杭州西湖与苏轼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想到很快就能见到弟弟苏辙了，苏轼心中一阵喜悦。苏辙到陈州出任学官以来，所有的情况自己也是仅从苏辙的两首诗《初到陈州》中了解到的，“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 而苏轼觉得在京师这三年，自己过的也是浑浑噩噩，“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这是一种轮回，人在将要离开某地时或者人将要离开人世之际，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初来乍到的时候。据说，很多垂暮之人在弥留之际，脑子里会突然想起自己处在襁褓里的情景。离开蜀地家乡已经三年，苏轼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说给苏辙听的，家乡的杉树及松树都还长得好吗？ 离开京师前，苏轼还想起了自己的大表哥文同，那是因为苏轼在朋友家里的屏风上又看到了文同画的竹子。 表哥所到之处，诗不离口，竹不离手。来到京师不到一年，就自请还乡任职。而表哥那严肃冷峻得能让人安静下来的表情，也随着表哥的离开而不能见到了。因此，我苏轼只要是望竹兴叹了！ 宝月大师惟简与苏轼一向是过往甚密，所幸，这几日蜀地两位青年人：青神县老乡蔡褒（字子华），还有一位叫史厚的秀才从成都来到京师，带来的了宝月大师的信件。 蔡褒，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而这位史厚同志，是苏轼舅舅程之才的女婿，程之才被苏洵指责为害死了苏轼姐姐苏八娘，因此两家目前还是不上门的。但是，苏轼因为天生豁达，又因为这位史厚秀才与自己并没有什么过节，因此说还是以礼相待的。 两位老乡给苏轼带来了宝月大师的书信，信中说得知宝月大师如今身体康健，一切平安。苏轼欣喜之余，给宝月大师回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无非是请求外任的事已经得到了朝廷的恩准，不日将出任杭州的通判之职。但是，赴任前要先到陈州与苏辙一家团聚一段时间，计划到九月天气凉爽下来之后才动身赴杭州任。 动身前，得知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宜丰、上高等市县地）人刘恕要回家乡出任监南康军酒，苏轼写诗送之。 这位刘恕，字道原，也是一位官二代，同时也是一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铁杆，与苏轼兄弟同是一条战线上战友。其父名刘涣，字凝之，欧阳修的同学（同科进士），初为颍上令，后因刚直不屈，弃官而去，归隐庐山三十余年。 就是这样一位官二代，笃好史学，上下数千年的历史，座上不翻书即可对答如流。以至于司马光老先生在编写《资治通鉴》之时，英宗让司马老先生挑选人才，司马公对英宗说，我们的馆阁之中，人才是不少，但是专精史学者，我就选刘恕一人而已。 在协助《资治通鉴》至书成之后，司马光数次推举刘恕的居功至伟，但是刘恕却英年早逝了。死前家中一贫如洗，却不肯向别人索取一分一毫。冬日里家中无一御寒的用具，司马光得知后派人送去棉衣被褥，但都被刘恕悉数封还。后来，已告归南康的刘恕遥隶局中，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于熙宁九年1076不远千里，又风尘仆仆前往洛阳。 在此前南归的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著作史书的坚强意志。虽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除负责所编的《通鉴》长编未完稿外，原计划撰写的《通鉴后记》也没完成，便赍志而殁了。这是后话。 刘恕原先与王安石也曾有过交情，后来王安石执政时，刘恕尚在馆阁中任职。王安石本打算让刘恕出任条例司，但刘恕却坚决地回绝了。 刘恕曾批王安石道，天子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付给他来施行，本来就应该先恢复和弘扬先古的尧舜之道，而他却改弦易张、背道而驰，把利益放在了首位。 那时候，王介甫权势震天、不可一世，多数人都不敢得罪他，而刘恕却气愤不已，当面去向他理论，说他的新法多么的不合时宜、不得人心，并劝他早日恢复旧制废除新法。以至于王安石被气得面色如铁，刘恕却毫不在意。在人多的场合，明知有王安石的门生在侧，也是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最终便与王安石绝交。 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归养自己的父母。 这次的归觐南康军，乃是刘恕以归乡侍奉老父亲的名义，向朝廷求了个监南康军酒的差事，远离朝廷的无奈之举。 监酒税，宋代针对于酒的生产和贸易制定的相关税收，对酒实行禁榷和专卖而设置的职位。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卖与人酿造，购买曲货多者，准令开店酤酒，三年为期，三年期满再以购货多者承替。宋代官府也在城内置务酿酒官卖或县镇乡间由民自酿，官府征税。 话归正题。 当苏轼得知刘恕的任命后，作为同道兼知己，一口气写下了一首十四韵的送别诗。 在当时的政坛之下，三十六岁的文化人苏轼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面对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在诗中指桑骂槐的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诗中，苏轼将王安石比作是汉代的酷吏张汤，用孔融比刘恕，“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 日后，苏轼的这首诗被人告发，说苏轼是借史事来诋毁王安石，不过，这些有感而发的诗作，也确实给苏轼的政治生涯带来了危机，以至于后来遭受的牢狱之灾。 后世处于统治阶层的纪晓岚先生，每每读到苏轼的这些所谓的“反诗”，都会深表惋惜甚至会加以诋毁。殊不知“文忠”二字，皆是从这一片悲愤中来的。而自古以来能完全担当起这一称号的人士，真是少之又少！ 熙宁四年（1071），杭州钱塘人沈括守丧期满，进京述职 这是自熙宁元年（1068）八月母亲病逝，任馆阁校勘的沈括辞官护送灵柩回钱塘后的重返朝堂。此番进京述职后，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被任为检正中书刑房公事。之所以又这样的任命，沈括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对王安石投其所好了。 不得不说的是，沈括的出现，使得这位“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与苏轼有了交集。 我们都喜爱有着浓厚人文情怀的苏轼，但是沈括兄弟（兄长沈披）的科学精神也同样地令人敬仰。我们不知道后来的沈括为什么要陷害我们的主人公苏轼，但那些历史的恩怨早已都烟消云散了。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人，也是一个官二代，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注意，这在北宋的文人圈子里是极其少见的头衔）。他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曾推动了中国科技大发展，代表作有《梦溪笔谈》《良方》《灵苑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