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底层官僚的热血青年苏轼，胸中自然也逃不过为了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努力向上，但作为封建的皇权，那才是压倒一切的唯一的神圣准则。 在苏轼的心底，肯定有一些所谓的肺腑之言特想叫皇上知晓。“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还想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他始终反对“言利”，不满旨在“生天下之财”的王安石。 其实，在今天看来，王安石也确无私心，而是囿于所谓的“历史局限性”里面，并在自己也不能改变的皇权社会的国情里在做着垂死的挣扎。 而苏轼呢，此时还是一位涉世未深的文学青年，他有着文学青年所特有的与世无争和浪漫的想象力，“君子耻于言利”的思想是所有文学青年支撑其斯文形象的底气所在。 诚然，认为文化人不该谈金钱，古已有之。用老话来讲，即“耻于言利”。这句话，常与“君子固穷”绑在一起，实则这二者之间，并无逻辑可言。 耻于言利，成因多多。这里且说最重要的两点。 首先，我们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惯于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置入二元论的窠臼，如鱼与熊掌，迫使世人只能选择其一。对此，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哪怕内心明明倾向于利益，却碍于道德压迫，不敢公开表示。事实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未必构成二元关系，有时恰是一体，追求、捍卫正当利益，如自家房屋的产权、自家土地的粮食、自家亲人的性命，就正契合道德的要义。若要硬生生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使它们势同水火、势不两立，这种行径，本身便不道德。耻于言利并非君子、读书人的专利，而是弥漫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习气，所有人都被教导：利益与道德对立，重利是一种恶行。由此，利益观被损害者，十之八九。 其次，义与利、道德与利益的二元化，不仅是一个思维问题，还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把利益放在道德的对面，形成如同参商的两极，首先基于传统道德哲学的需要，使道德批判的力量最大化，对于一切逐利的言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抡起道德棒子打将过去，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传统政治教育同样以道德为根基，权力者教化万民，德字为首，公而忘私，义字当先，重义轻利，遂导致一些民众不愿言利，一些民众不敢言利，这么一来，政府则可从容、大肆掠夺民众的正当利益，与民争利的难题迎刃而解： 被驯化的民众既然不争，正好便于贪婪的政府予取予求。 这还不算，再后来，苏轼还因为一篇《策问》而遭到台谏官的诘难，从而不得不又写两篇为自己辩解的札子为自己勉力洗白。 宋代台谏官员的兼职类型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台谏官虽然人数不多，品级也不算高，但却是政治生活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有时甚至起到制约宰相权利的作用。 北宋时期，台谏官先后兼任仪仗使、卤簿使等礼仪类职务，此外还有兼任法典条文详定与编修官、理检使、判司农寺、判国子监等。 苏轼在《策问》中委婉地劝谕神宗仿效仁宗的“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谁知被谏官抓住了把柄，说里面的“偷”与“刻”二字有讥讽神宗朝的意思。苏轼真是百口莫辩，深感官场的险恶，不过，这还是他初涉官场，险恶比之更甚的还都在后面。 在苏轼六千言的上书中，对王安石裁减宗室恩数，诏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苏轼还是极为赞许的，认为“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 此时的苏轼还有一位同事叫王克臣，字子难，河南府人氏。北宋勋臣王审琦之曾孙。后来的元祐三年，王克臣以朝议大夫的身份出知郑州，故后人称之为王郑州。 闲下来时，苏轼与赵抃（高齐先生、清献公）一起出游。正好山东人王巩来苏轼处拜访交流，苏轼对这位小自己十一岁才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很是喜爱与尊重。 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莘县人，王旦之孙。 苏轼后来因“乌台诗案“被捕，好友王巩也受到牵连而被处置。御史舒亶奏曰：“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阴同货赂，密与宴游。”于是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不久便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宾阳去监督盐酒税。在20多位“乌台诗案“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这使苏东坡很内疚。 所以，后来王巩在宾州期间，苏东坡还给他写过很多书信，一再表示王巩因自己而无辜受牵连，遭受了那么多苦难，他感到很是内疚和难过。好在王巩非常达观，他为了安慰苏轼，则在给苏轼的回信中大谈道家长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当时苏东坡很喜欢广西的丹砂等特产，便从贬谪地黄州致信对王巩说：“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亲密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王巩这位小青年的才学，苏轼是十分激赏的，“王郎年少日，文如瓶水翻”。 王巩是苏轼众多好友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爱好，交流起来十分地有默契，因此王巩与苏轼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保持的非常好。 另外，王巩的书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他的草书让人看上去感觉奔腾洒脱，非常具有气势。他和苏轼一样都是十分注重自然和字体之外的功夫，每一个字看上去线条都十分的顺畅。王巩和苏轼之间的许多交流都是围绕着诗词和字画，双方都对这些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在许多方面的见解都是相同的，因此才有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除此之外，王巩和苏轼之间的友谊也让人们十分的敬佩和羡慕，在平时两个人都喜欢喝酒，在喝酒之后洒脱风流，有时候会一起挥毫泼墨，有时候却只是简单的把酒言欢。最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经受得住任何磨难的考验，在乌台诗案发生了之后，身为苏轼的好友王巩也遭受了无妄之灾，被朝廷派遣到了僻远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境内）。可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和苏轼之间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于政治闭口不谈，也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半点的抱怨，依旧像平时一样交流诗词书画的看法。王巩和苏轼之间这种患难之交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 王巩在北宋中后期的历史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政坛上春风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气，以及与苏轼兄弟的真挚友情，都为同时代人所钦重。而且他一生勤于著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著作流传至今的人。不过，王巩这位汴京官宦子弟入仕，靠的是恩荫，初时补为校书郎（也就是说。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 有一天，王巩得了唐朝僧人释僧藏的七张传世真书纸本作品，来求苏轼为其藏本后面来一篇跋文，这种传世的纸本不好得到。 但王巩绝不是凡人，其爷爷王旦，字子明，大名府莘县今属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人氏，北宋初年名臣，兵部侍郎王祜之子。宋理宗时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其外公乃张士逊，字顺之，襄州阴城今湖北老河口人。北宋政治人物、诗人。官至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赠太师，兼中书令，谥号“文懿”，仁宗朝曾三次拜相，仁宗优诏拜太傅，进封邓国公今河南邓县一带。 所以，大家可知，僧藏纸本的珍贵，之所以把珍贵的东西拿出来让苏轼来题跋，可以知道苏轼在王巩心中的分量了吧。 苏轼题写了跋文后，王巩又取出来一方从他外公处得到（顺走）的一方砚台，也想让苏轼在题写一篇砚文。不管咋说，从今天略带历史眼光的角度来看，王巩同志还是挺会找人，挺有眼光的，我们不服都不行。 苏轼接过砚台，左看右看，再把王巩上下打量一番。心里想，这方砚台是一个邓国公（外公）的遗物，而眼前的王巩却是魏国公（爷爷）的一个遗物，两个都是宝贝。这方砚会使人想起邓国公张士逊的德行与高寿（卒年八十六岁），而看到王巩，又会使人想起魏国公王旦的斐然文采与仁爱品格。于是，就把这个真实的想法化成了《邓公砚铭》。 说起来，这件事做得还挺有创意的，也属实符合苏轼的文人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