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省试时梅圣俞作考官，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初觉像取材于《孟子》，但仔细又看，里面却有个典故引用皋陶说：杀之三（杀的理由有三个）。尧说：宥之三（宽宥的理由有三个）。 老梅事后翻阅了大量的典籍也没有在任何书上找到这一典故，等到放榜，老梅放下自己的身段，用“不耻下问”的高姿态向苏轼请教，敢问阁下这一典故取自何处？ 苏轼徐徐地说道，我想当然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以上古尧帝的品行，一定会这样说的，我个人认为，只要能够说明问题，任何所谓的典故何必都要追究其出处呢？ 这些话使自认见多识广的梅圣俞大为惊骇。 更为传奇的说法还有：欧阳修作为省试知举，苏轼考了个第二，当苏轼前往欧阳修处道谢时，欧阳永叔问，“皋陶说：杀之三。尧说：宥之三。”此说见于何典籍呀？ 苏轼只得说，此说见于《三国志·孔融传注》。 而当欧阳修事后去翻阅此书时，仍未找到。 他日有见到苏轼，苏轼只得说，三国时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而皋陶与尧之事，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欧阳修归家后，大惊失色，说：苏子瞻真可谓善读书、善用书，将来他的文章必将独步天下啊！ 后面这个段子虽然出自《诚斋诗话》（南宋杨万里撰），但耕文轩主人觉得多少会有点水分，不过为了说明苏轼的少年聪颖，还是录了出来。 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得了第二，后又以《春秋》对义，苏轼得了第一。对义，旧时科举考试科目之一。从儒家经籍中摘句为题，考生根据经义解题作文。 三月初五，宋仁宗御临崇政殿，亲试礼部奏名的进士。殿试的考场在崇政殿的两庑。考场中整齐摆着一排排不足二尺高的小桌，桌后是方凳。在北宋前期，考桌是唐制的几席，考生要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很不舒服。当时，符合人体工程力学的考桌恐怕没有引入，其实，宋人已习惯了坐椅子，但是直到南宋，才弃用几席，采用桌椅。 符合人体工学伪理论的小桌上，贴着考生的姓名，摆着御赐的笔墨纸砚，这些办公文具都是上好的贡品。考生考完后，是可以带走的，算是官家的赏赐，也作为各自人生的一段记念。此外，还有一把用以改错字的小刀。因为试卷是特制的宣纸白摺，比一般宣纸厚得多，如果写错了字，可以用小刀刮去再写，否则是为“脏卷”，要降等的。 殿试的考试时间是一整个白天，扣除午饭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官家赐宴，菜品非常丰富，御厨的手艺你懂的！切不可贪一时口福，吃得太饱，又不准、也没时间遛弯，坐不下来；即使坐下来，也脑缺血，没法答卷！这是考验士子们的大智慧！ 殿试考题共有三道，一诗一赋一策论。 以《鸾刀诗》、《民监赋》和《重巽申命论》为题。无论是诗、赋还是策论，殿试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是要歌功颂德！主要看是否倾向于时下当权者的政见。这是“立场路线、政治站位”问题，——组织路线非常重要！ 先说诗。 《鸾刀诗》题出自《礼记》和《诗经》。鸾刀是一种古代名刀。《礼记》：“割刀之用，鸾刀之贵，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也。”《诗经》：“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筋。”意思是说：有了锋利的割刀，祭祀时为什么还要用古老的鸾刀？是为慎终追远、不忘先人的生活方式所承载的文化内在，这是根本所在，表达的是礼在心的诚敬。 形式的背后，如果没有内核，那很快就会演绎成复杂的枷锁，进而败坏；传承，是灵魂的皈依之路。唯有如此，才能起废更新，生机勃勃。《鸾刀诗》是要以此义作诗。 再谈赋。 《民监赋》即是要弘扬民本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例如，此次状元章衡的《民监赋》开篇：“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监行事以为戒，纳斯民于至纯。”宋仁宗赵祯读到“运启元圣”时，动容叹息曰：“此谓太祖。”读至“天临兆民”叹息曰：“此谓太宗。”读“监行事以为戒”叹息曰：‘此谓先帝。’至读‘纳斯民于至纯”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当！”说完便拍板道：“此赋虽不切题，然规模甚伟，自应作状元。 ”“别头试”得了第一的林希，自视甚高，他的《民监赋》破题一句：“天监不远，民心可知”，是给执政者以警示，让宋仁宗大不高兴。虽说赵祯同志是难得的“仁君”，——你不好好说话！怪谁？…… 最后是论。 《重巽申命论》，出自《易经》“巽卦”“彖传”。 所谓“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本卦是同卦相叠（巽下巽上）。巽为风，两巽相重，有长风相随之象。其实表示顺伏之意，即“上下顺也”。 苏轼的试卷《民监赋》、《鸾刀诗》都已散佚，但《重巽申命论》现存苏轼的《文集》中，感兴趣者可以找来一阅。 六日后，放皇榜。这次殿试赐进士及第者章衡等262人，126人赐同出身。 进士，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也是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及第，则指科举考试应试已经中选，用普通话说就是考上了。 苏轼苏辙兄弟也都进士及第了，章衡第一，苏轼第六，苏辙第十五。 及第后，新科进士们要同赴琼林宴。 琼林宴是为殿试后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始于宋代，为科举四宴之一。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以前，在琼林苑宴请新及第的进士，故该宴有“琼林宴”之称。政和二年以后，又改称“闻喜宴”。元、明、清三代，又称“恩荣宴”。 在宴席上，苏轼与蒋之奇相约今后将卜居阳羡（今江苏无锡市代管县级市宜兴市）。 古代“卜居”之风盛行，唐宋最为讲究。 到了宋代曾有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许多文人并没有选择叶落归根，而是移居和丧葬在他乡。宋代的卜居，虽然在宅院的营造和墓葬地的选择上，颇有斟酌，然而在居住地的选择上，大多选择风景优美之地作为居所。比如苏轼，非常喜欢阳羡，曾往来多达10余次，以至于要卜居此地。 宴席后，苏轼去拜见了恩师欧阳修，有修书启谢过了欧阳修及梅挚、王珪、范镇、韩绛。欧阳修喜得才子苏轼，并有意将其培养为自己政治志向和文学改革上的接班人。听说这句话的人一开始只当是欧阳修的戏言而不信，当看到有苏以来，文风为之一变，后来才终于信服。而苏轼父子的文章，遂称颂于一时。 据传，关于欧阳修老先生对于苏轼的评价，从欧阳文忠公嘉祐二年写给梅圣俞的书信中便可窥见一斑： 今读苏轼的文章，不觉汗出，快哉！快哉也！老父应当避世，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正是他觉得苏轼的文章清新畅达，不同俗流。便认定这是难得的人才，因此他力排众议大力提拔苏轼，并向自己的好友梅圣俞举荐苏轼，于是便有了信中所说“出人头地”一词。是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坛盟主，而乐于奖掖后进，成就了文坛中一段佳话。 按下上述传闻不提，单表进士及第后，日后与苏轼有着交集或恩怨纠葛的同年们： 章衡，字子平，浦城（今属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历润州长史，通判湖州，直集贤院，盐铁判官等。苏轼在西湖的治理上章衡不仅有首倡之功，还有鼎力相助之劳。 曾鞏（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钱钟书：”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诗歌远比苏洵父子好，绝句的风致更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布，字子宣，曾巩弟。 林希，福州人。 朱光庭，字公掞，偃师人。 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今江苏无锡市代管县级市）人。官太常博士，后升为监察御史。 张琥，后改名璪，字邃明，滁州全椒（今安徽滁州市辖县）人。 郑雍，字公肃，襄邑（今河南商丘睢县）人。 章惇（音敦），字子厚，建宁军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北宋中期政治家、改革家，银青光禄大夫章俞之子，官二代（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苏轼评。） 此外还有：叶温叟，林旦、晁端彦、邵迎、刁璹（音叔）、苏舜举、程筠、傅才元、邓綄（音完）、萧世京、家定国、吴之上、王琦、陈侗、莫君陈、蔡元导、黄好谦、单锡、李惇、丁骘等人。 同知中有个叫晁端彦的，据苏轼几十年后回忆，当时苏氏父子上住在京师开封的兴国寺浴室，美叔（晁端彦）即来见访，且自报家门称，我师从欧阳公很久了，公特令我来与你结交，欧阳公考诉我你将来必定会因学问明世，就连他也要放你出一头地的。 有幸生在北宋，没有文人相轻，相反却是文人相重。 欧阳修、范仲淹、张方平等前辈文人对后来者倾力提携的美德可歌可泣，梅尧臣也不甘落后，在殿试放榜之后，老梅专门作诗赠给了曾巩与苏轼，勉励他们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