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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九章 良驹(六)(1 / 2)

陆遥与黄熠又谈说一阵。陆遥又发现,此君对本朝的九品官人之法,竟也有几分研究。而他观察问题的角度更颇显独特,不同于时人徒然抨击制度本身。

魏晋两代以来,人才选拔唯以九品官人法为要。这项制度始自于前魏文帝时名臣陈群的建议,起因是曹魏承汉末丧乱,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所以必须要建立起客观有效的人才选择制度,才可以为日趋庞大的朝廷提供人才供给。相对于汉时的察举制,任命各州郡大小中正,并使之履行职责、查访与之同籍贯的士人,这是制度上的完善;而明确状、品、簿伐这三项选拔标准,并以之勘定品级,则是在客观性方面的重大进步。凭借这两方面初实行时,号称盖以人才论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后世也有赞誉说:“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

毫无疑问,这项制度确是针对当时弊端的一项善政。然而正如大晋开国以来无数善政迅速腐化堕落变质那般,九品官人法也闪电般地背离了其创建时的原意。在奢靡腐化的社会背景下,大小中正营私舞弊、士族高门浮华结党。这群蠹虫向上携手蒙蔽台阁选举渠道,而向下把持了人才输送的唯一途径。其后数十年推迁,渐使南郭先生这样的滥竽充数之辈盈于朝堂,而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驰走有势之门日多。

近代以来,如刘毅、段灼、刘寔、卫瓘等有识之士,都已深深感受到了九品选人之法的巨大弊端。他们先后上书朝廷,希望对此法进行整肃或修改,但在获取既得利益的世家大族共同反对之下,这些意见无不如石沉大海,旋即渺然无踪。

然而在黄熠断言,这些名臣虽有动摇九品官人法的企图,其举动却并无多少实质意义可言。皆因他们本身都是出身于世族,因此对于选官择人的观察角度根本就没有着眼于实际。

“哦?那耀羽兄以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时候夜色已经深了,仆役们点起灯烛,两人谈话的地点也从前厅换到了后堂的坐榻。陆遥实在很不习惯时人动辄同榻而眠以显亲密的作派,因此又端了张小几放在坐榻中间。几上虽只有清茶薄酒,但既遇良才,秉烛夜谈亦是快事也。

“我只是微末小吏,不懂得那些大道理。所想的,都由日常所看、所听、所经历而来。”却听黄熠侃侃而谈:“以邺县黄氏宗族的经历来说,我族原籍冀州渤海的南皮县,非属本地土著。前魏太祖摧破袁氏、克定河北后计算版籍,着手迁徙南皮人口于邺城,吾族这才迁居至此。在迁徙过程中,吾族宗长顺从于朝廷,多次帮助官军制服屡有抗拒的袁氏遗民,因此被选为吏户,得以挑选族中子弟出任本县吏职。”

本身即为袁氏遗民之一的黄氏宗族,却以帮助官军制服袁氏遗民起家,其中究竟有多少秘辛,诚不足为外人道也。原来这一族乃是个带路党世家,陆遥心中暗笑,却也知黄熠坦然说出家族旧事,实在很显诚意;于是抬手做了个请继续的手势。

“陆将军,我黄氏阖族上下人丁稀少,且自古以来都没有出过什么人物,有务农者,有从商者,至多做个家财丰厚的富家翁罢了。汉魏之交的时候,郡县吏员虽位卑职小,在地方上面对着斗升小民们却还算尊荣,在册的散吏职务更常被官员作为笼络豪族的手段,因此当时得到这个回报,家祖十分满意。”黄熠叹了口气,继续道:“谁知近代以来,吏员受高官随意驱使成为常态,以致吏员地位一落千丈。上官但有所求,就连吏户也受到牵连,往往阖家昼夜奔命,为乡人所笑。当时宗族中便有意鼓励后辈就学于县学,试图令子弟踏上仕途……当时,我便是那批受宗族派遣、进入县学的子弟之一。”

陆遥皱眉道:“果然如此,倒是好事。可我听说,耀羽兄除了精熟国朝律令格式以外,在经义和玄学方面的功底都不算深厚?”

黄熠的年岁算不得青春了,若果曾努力向学,经年累月下来总该有点成就,至少不会落到令蔡谟鄙薄的地步。身为吴人,陆遥少时曾听闻乡里传说义兴阳羡人周处朝闻夕改,发奋向善的事迹,与周处相比,黄熠在这方面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

谁知黄熠一拍胸脯,正色道:“陆将军说的没错。因为我根本没去县学,哪怕一天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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