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98年我18岁，是某中等职业专科学校96级的学生。
在应试教育体制之下，学生们按照考试成绩被划分为不同等级。试卷上两条横杠托着的鲜红数字就是判定我们优劣的唯一标准。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学习成绩从小学到初中再到中专，一直没好过。于是，“差生”这个并不光彩的标签我一背就是十几年，如蛆附骨。
中专以后，父母对我的管教不再似以前严厉。他们终于向现实妥协，承认自己十几年的望子成龙已是奢望。在学校里我也轻松了不少，除了违反纪律时老师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之外，大多数的时间里我都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就像禾田里的稗草长势总是好过稻苗，老师们的漠不关心并没有妨碍我的茁壮成长。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心理健康，性取向正常。还有一群同样没多大培养价值的难兄难弟与我为伍。乌鸦落在猪身上——大家一般黑，时间久了，彼此都堕落得心安理得。
冬日的午后，阳光透过寒冷的空气洒进教室，斑斑亮色如一只只疲倦的蝴蝶，落在柚木色的课桌上。
整个班级安静如电台的播音间，除了讲台上的语文老师富有磁性的声音在四壁回荡，连尘埃都飞舞得小心翼翼，生怕发出半点声响。
午后、阳光、教室、课本、老师、同学，多少次只有在梦中才会出现的美丽画面。
可实际的景象，却并非你此时的想象。
讲台上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大红毛衣，上面打着Hermès十几年后才学会的棒针结。他一只脚撑着地面，另一只脚踏在椅子上，因此而向前倾斜的身体，重心落在右肘和膝盖的连接处。左手反叉腰间，右手翘着兰花，掐着一本破旧的课本。
这是教我们语文的崔老师，昵称：崔眠。此刻，他正紧锁双眉，全情投入地朗读着课文《雷雨》。文中的不同角色，被他忽男忽女忽高忽低的声音演绎得惟妙惟肖，但也透着丝丝无法言说的诡异。
讲台下面，三十几个学生，将近有一半把头缩在军绿色的棉大衣里，如无头僵尸般“死”在课桌上，对于这样的“凄惨”画面，老师们早已熟视无睹。只要不影响课堂纪律，这个被称做“差生”的群体已经是大大地积了功德。
“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其他人虽也都已困得前仰后合，却因为害怕辱没了“好学生”的名声，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倒下去。
突然，一阵气体受压迫后急速流动所发出的尖锐声音，打破了教室里的祥和景象。一双双困顿的眼睛瞬间变得闪亮，纷纷朝声音处望去。
“是谁？给我站起来！”一向温文尔雅的崔老师因自己动情的朗读被打断而火冒三丈，可由于还没从鲁侍萍的声音角色中转换过来，仓促中吐出的几个字还带着浓浓的女声腔调。引得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
一个瘦高的男孩儿随着笑声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葛峰，你也给我起来！”崔老师又喝道。男孩儿的同桌正幸灾乐祸得忘乎所以，听到喝令之后表情瞬间石化，教室里又是一阵哄笑。
“哎！你说你们两个，都多大了，怎么还这么无聊呢，……”恢复了平静的崔老师责备道。
一贯的经验告诉我们，崔老师的训导如果以感叹词开头，一定是以下课铃响作为结束。这两个荷尔蒙分泌过剩的倒霉孩子，已经让剩下来的课堂时间与曹禺老先生无关了。
好学生开始翻出课本预习下一节课的内容，差生们也都没了围观的兴致，整理姿势准备重新卧倒。
“你们，都不如两个圣甲虫。……”崔老师擅长各种修辞，训导中也常有经典语录出现。
“圣甲虫？”我嘟囔了一句，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却觉得这名字可真不赖。
我们这个小群体一直缺少个logo。“圣甲虫”三个字不但霸气，还和伟大的 The Beatles相近。我轻轻地推了推前排同学的椅背，椅子上硕大的臀部转了过来。
“干嘛？”一张大脸不情愿地冲着我，厚厚的嘴唇拖着长音小声地吐出两个字。
我身子向前凑了凑，见他的书桌上堆满了过期的饭票，立刻明白了是什么样的动力才能让一个胖子在这样的时光还精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