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刺激了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和思想改良运动，而且不定期孕育了一场文艺改良革命。
因此梁启超沿着黄遵宪、魏源、龚炎武、王夫之等发起的诗界革命之路，努力推行改良的新诗体和白话文体，同时提出翻译西方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倡导小说界革命。
1898年12月23日梁氏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政治小说最早源于英国，代表作家为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迪斯累理和曾任英国议员的布韦尔——李顿。
他位的近20部政治小说被译成日文，并成为日本一度走红的翻译文学作品。
他不仅界定了政治小说的概念、来源。
而且他还在《清议报》上开辟了“政治小说”栏目，创始并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强调小说为政治变革和社会性前进服务，他还身躬身实践，翻译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前九回、《世界末日记》、《俄皇宫之人鬼》译过化的《渣阿亚、《志安》、《哀希腊》等。
同时在《清议报》上还发表留日学生周宏业翻译的《经国美谈》，为中国近代小说翻译拉开序幕。
此后有林纾翻译的各种小说，周桂笙、包天啸等翻译的侦探小说、教育小说，以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翻译的科学幻想小说等等。
不断迭理于中国近代文艺舞台，形成了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包括还有林纾，幼名群玉，后字琴南，号畏庐，自号冷红生，晚称蠡翁、践卓翁，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同样是我国近代著名文学翻译家和文章名家。
康有为曾做诗:“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虔初救世心。”赞赏林纾自幼敏而好学，习古文，练文章，有着扎实的古文功底，为以后的翻译奠定了基础，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林氏的仕学之路不得意。
失意之余，他开始与人合译小说，却因此使之名垂青史。
林纾的翻译可以从实践，形式与文体、翻译主张，影响几个方面来归纳:
林纾的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刊印于1899年，该书的原著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译本一经问世，立即风靡清末文坛。
当时林纾正经丧妻之痛，为了解脱痛苦，他与留法归来的王寿昌(子仁)合译起小说来严复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这一成功激发了林纾的创作热情，之后，他又翻译了《黑奴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伊索轩渠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共凡赫》、《鲁滨逊飘流记》、《海外轩渠录》即《格列佛游记》)、《块肉余生述》(《大卫-科波菲尔》)、《贼史》“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经典，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文学眼界，使得“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的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惟促进本国文学发展。”
而且他也因译作之多，成为我国近代翻译本方小说的第一人。
据统计，林氏在此后25年里共译了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163种作品(未刊印的有18种)，总字数在一千万字以上，其中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司无特、笛福、狄更斯、斯威福特，法国的促马父子、雨果、孟德斯鸠;美国的华盛顿、欧文、斯托夫人;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俄国的托尔斯泰，等等。
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里指出:“??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美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林氏译作做为一种文学“媒介”，递接了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与西方文学的姻缘，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等。
林纾的译文主要与人合译而成。
要知道林本人并不懂外语，他的译作多由懂外译的口译，他自己趣÷阁录而成。
据统计，与林氏有合作口译的近20人，其中以王寿昌、魏易、陈家鳞等比较有名。
林氏有深厚的古文进行二度创作，语言流畅，表达极其生动，钱钟书认为其译作要某种程度上胜过原作，常常让他陶醉其中，流恋忘返。
林氏常常根据自己的喜好删减原文，增加自己的语言，在“信”和程度上与原文相离甚远。
林纾是古文家，他的朋友们称其能用“古文”来译外国小说，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指出:“古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术语，自唐以来，尤其在明、清两代，有特殊而狭隘的涵义。
并非一切文言都算“古文”，同时，在某种条件下，“故”也不一定跟白话对立。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
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文，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
意想不到的是，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
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象不懂外文的古文的古文家‘趣÷阁达’，却象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译。
那种生硬的一宁说死不硬功夫的——翻译是双重的‘反逆’既损坏原作的硬达效果，又违背了祖国的语文习惯。”周作人将林氏文体称为“拟古的文体”。
当然，林氏的文体不独以其自己的喜爱为出发点，更主要原因是其读者。
旧式文人，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人，惟及新兴都市的市民、职员。
他的译文使用俗化的雅文，在晚清时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斗争之中有一定的合理性。
林氏译文有较强的社会动机，他在每部译作的序言或跋中都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动机。
到了1900年12月22日他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序)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亚之不足搞欧，正以欧人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淫奇而不之译，又漫与之角，自以为胜，此所谓不可水而斗游者尔～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说。
对林氏来说，翻译可以警世人，开民智，申张其爱国热情，保强中华民族挺立于不败之地。陈福康指出:“确实，他的有关译论，一以贯之的就是爱国与救世。”
林氏译小说有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做对比研究，一方面他将所译小说与我国历史名著，如《左传》、《史记》等做对比文体、思想、研究另一方面将文体同在译文中就是太史公“等名词的出现。
西方小说文体与中国之文体进行对比，帮助读者认知翻译史研究的厚重与渊博。
至于林译小说产生的影响，郑振铎指出:(一)林译小说使中国人懂得了世界的知识;(二)中国人开始了解外国文学大师;(三)中国文人开始翻译世界文学作品的风气。
而北大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则指出，林译小说确定世界文学格局的建立，中国小说文体类型渐丰富与健全，并转向对现实主义的标举。
在近代小说翻译中，还有以翻译侦探小说为主的周桂笙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周廋鹃等。
此外，还出现了以翻译国别文字为主的翻译家，如吴梼、陈嘏等翻译俄罗斯文学，伍光建、雪朴翻译法国文学，苏曼殊，马君武等人的诗歌翻译也什得关注。
周氏兄弟的译介活动，刘半农、胡适、***等人的文学翻译活动留待五四以后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