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中国的科举制度仅仅是在西方社会将以实力来选拔官员，文官制度的呼之欲出的时候对其产生了影响，给只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这虽然影响是很大，但是也有局限性。
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学者们一直认为是受了中国科举制度，这一跨时代的壮举的影响。
中外学者都承认，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体系完整，内容丰富，规范详备，因此，它对中国古代社会起到过巨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堪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当初西方特别是英国制定类似制度的蓝本。
并且对其形成确立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并以其合理性，将继续为人们所借鉴。
所以结论的话，咱们可以反思一下，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
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
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
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的。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
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
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
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
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当初西方特别是英国制定类似制度的蓝本。
尽管现在的舆论倡导我们借鉴学习西方的文官制度。
但总体来说，正如威廉杜兰所说的，中国的科举制度不愧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在这科举制度废除100周年纪念之际，可能大家都听到很多“不要为科举制度招魂”的声音，对科举制度的贬斥。
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作分析。
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孙中山先生到是很理智的看待科举的问题。
他特别指出“把中国的考试制度继承下来”。
当时间过去一个世纪之后，冷静代替了激愤，理智代替了情绪，我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从实用观点和历史观点看待同一个问题，结果是不一样的，一边视如弃履，另一边归为文化。
它不愧为是中华民族的又一伟大的创新和实践，作为一种人才选拔的机制，他所倡导的公平公正公开仍然是当今社会所寻求的。
作为一种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机制，它仍然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一阐述的最恰当诠释;作为稳定社会民生和心理的利器，它的确发挥很好的效力。
像是现在热门的高考，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都可以看到古代科举制度的影子。
不仅仅因为我们传承与此，还有他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
习惯了关注科举考试的中国人，自然也会继续热衷于关注这些考试，不管是作为科举的替代品，还是作为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人才的一种公平合理的机制，或者，就老百姓最关心的层面来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甚至是一次考试就可以。
如果说有什么缺陷和问题，应该是在其内容上有待革新和完善。
试想我们这些经历了高考走入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的学子们，正是在通过这样的考试证明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可以承受这样强度的高等教育，并且当之无愧的走了进来。
正如千年来无数读书人走过的路一样。
一个经典的论断，不管正确与否，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国家应该由精英阶层来统治，不是吗？
毕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自唐武德四年(621年)创立，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共存续1300多年。
在此期间，科举考试成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考试制度。
举制度作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在巩固统治、安定社会、维护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封建社会成熟时期出现的选拔方法，科举考试与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步骤是一致和适应的，是上层建筑的一种体现形式，因此对其历史作用不能抹杀。
首先，科举制度使统治基础下移，真正做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虽然有部分是依靠财富获取的，但更多的是通过科举获取功名而形成的。
因此，大量出身低微贫寒的士子，可以通过科举使本人以及家庭的社会地位晋升。
科举提供了一条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选拔人才的途径，也为社会下层分子提供了一条上进的途径，使社会不断进行阶级的对流，对巩固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稳定政治和社会产生了积极作用。
其次，科举选士制度的确立、健全与完善，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官队伍的建立和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的形成。
再次，科举考试制度，严格奉行“三公”原则，即“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和“公正录取”。
这是中国人才选拔方式长期演变的结果，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科举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保证了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
正因为如此，早期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士来华后都对科举制度大加褒赏，向西方予以介绍，并希望为西方所采用。
18世纪前后的西方有识之士极力推崇中国的科举考试和文官政治，并在此后相继仿效中国的办法，推行了文官考试制度。
至于科举制在西方的传播过程，在西方人中，到底谁最早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制呢？
根据美国学者邓嗣禹在1943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说法，关于中国科举制的最早记载见于加斯帕德·达·克鲁兹的著述。
他曾于1548年航抵东印度，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前往中国;是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
1569年他回到葡萄牙，1569至1570年间，他用葡萄牙文写作的游记手稿在威尼斯以意大利文首次出版。
威尼斯将其译为英文，以“来自中国行省的报告”为题，收入里查德·艾登的《东印度群岛及其他国家旅行他们效忠皇记》一书。
克鲁兹在文中说中国官员们“必须有那项功名或头衔……上，不避危难。他们奉行学而优则仕。”
文中还简要地提到了硕士、博士的情况。
而另一种说法是，尚在克鲁兹之前，就至少有两位葡萄牙人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取士。
而这两位葡萄牙人，竟然曾经是中国监狱的囚犯，一个叫维埃拉(Vierira)，另一个是盖略特·伯来拉，他们都是葡萄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