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病啊！汉家人把这些灾难造成的原因之一归结于1958年的平坟运动，是那次运动破坏了坟地的好风水。”藏大槐坚持自己的看法，接着讲：
那年，汉大伯组织汉家子孙为祖先立碑，烧纸还没有燃尽，蒙黄良就流着泪水来了，“我们跑大队、跑公社、跑县里、跑省城，不知跑坏了多少双鞋子，结果他们说我是伪教育科长、伪县长。”
“谁叫你槐鼎和鬼子、伪军做事？”汉大伯幸灾乐祸地说，在他的记忆中,日伪为推行“以华治华”的政策，就抓了“奴化教育”，亲眼目睹鬼子用马车把蒙黄良和家人强行拉进县城。不久，在夫子庙里，鬼子教官、教员和翻译向孩子们灌输“东亚共荣”的思想，让观、庙里的教师佩戴《良心血性》的小牌子笼络人心。鬼子极力通过删改和新编教科书，加强日语教学等措施来向学生灌输，妄图把青少年训练成忠顺的奴隶。除进行奴化教育外，蒙黄良还经常派人来监视大槐镇教师的言行，师生稍有‘不轨’，即造训斥、传讯。
“以前找不到证明，可解放御龙河、御龙湖、大槐树和龟蒙山，我们一起参加了战斗。你应该做证明啊！”蒙黄良把希望寄托在汉子麟身上。
汉蒙两家虽然恩恩怨怨，但他知道蒙黄良一直以“磨洋工”等办法和鬼子一直周旋，秘密组织编印、下发我党的抗日课本而拒绝汉奸课本，让各校在日伪到来就散，走了再办。后来，形势严峻，蒙黄良下令多备有二三套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子弟规》等教材是孩子学习的课本，而日伪课本只是放在台子上应付日伪人员的检查。蒙黄良就是这样与日伪势力展开了不屈的斗争，然而汉子麟作为当初的联系人到如今没能为他证明，他非常惭愧地说：“怨我无能，信都寄出去了，但没有一封回信。”
汉大伯把汉子麟喊过去立碑。等碑竖起，蒙黄良急切地恳求：“看在我和你父亲，和你一起战斗过，同生在大槐树下，你一定帮帮我。”
汉子麟打断了他的话，看他那双眼睛更加地神秘。他安慰道：“别着急，泰山不是一步登上的……抡起槐宝，我们还是最重要的亲戚。可是，提干，是很原则的事情啊！马跃国向来较真。”
“这么说，我没有希望了？”蒙黄良望着汉子麟那一双转动灵活的眼睛，那是一双无法读懂的眼睛。他走到洋洋得意的汉大伯跟前，扶着墓碑说：“他较真归较真，可也非常重感情。你看政府正在鼓励以火葬代替土葬，各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宣传土葬是封建迷信，本打算在夫子庙建学校，这里多是汉家的坟。他还是让步了。”
汉大伯一听来气了，拿1953年的政务院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说事：“凡因征用土地而须迁移坟墓者，必须事前通知坟主迁移，发给适当的迁葬费用，并应照顾当地的风俗习惯妥善处理。坟墓无主者应由用地单位代迁。对无地迁葬者应协助找地迁葬。”
藏大槐讲到这里，从建国初期因土地改革牵涉到墓地的产权问题，政府对坟墓的态度尚不激进；到后来土地私有产权随集体化的到来而消失时，消灭坟墓的问题也开始被提上日程；从蒙黄良等人写给省领导的信“大槐树土葬占用葬地，浪费衣棺，破坏卫生环境；岁时祭扫、立碑，无穷之累，既不文明，也为浪费之举。如今农村集体化如火如荼，若任其下去，必然会有一天，活人的世界被死人所占去。”，又谈到当时报刊上的一篇文章提倡“平地深葬”，没有坟头，更无墓碑。
在“平坟开荒，向鬼要粮”、“人换思想地换装”的运动形势下，先是沂马山、龟蒙山、金槐湾，除了天地庙和炎黄庙周边坟茔没有平掉，其他无一例外。
关于夫子庙里的坟茔，当时政府尚要求有条件地保护“烈士陵墓”和“有历史价值或文物价值的坟墓”。大槐树下的墓群包括王宝训陵墓有幸被留了下来。
蒙家为了达到清除大槐树汉家坟茔，借当时的“有没有鬼神”的辩论会。到处张贴标语：“不再信神信鬼，而要相信人的力量”，“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和唯心主义。”动员群众要参加先进思想与落后保守思想之间的斗争，在这样连“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下，大槐树下百余座坟茔无一幸免。
“有主坟墓”的棺木被取出而深葬，其他所谓“无主坟墓”被彻底消灭，尸骨被焚烧甚至抛弃，石碑被用来筑桥、铺路、修性口棚圈，棺木板用来造房子、搭瓜棚、造车轮子，甚至给学校做了门窗、桌凳。
几千年来，大槐树人每年清明节都要去给祖先祭祀，这也是一项重要的家教内容。然而自1958年之后到改革之前的漫长岁月，大槐树下除了王宝训那座坟茔孤独躺在大槐树的东北角无人问津，再也找不到一个坟头和墓碑了。甚至，清明祭祀也被视为封建迷信，烧点纸钱都成了偷偷摸摸的地下行为。
“这是历史，在我们地北也一样。是风俗还是迷信，是敬仰鬼神还是弘扬国学文化？是一个难题啊！”王金山顺着藏大槐的故事说：“后来，蒙黄良当上了县长，而汉老爷落选当了镇上的粮仓保管员。汉家以为是蒙家招来的平坟运动毁了汉家的风水。”
“加上后来的风风雨，汉大伯提起动坟就汗毛竖起，往往精神崩溃。”藏大槐越说越可怕。
“汉子麟那里由汉副书记做工作；汉大伯，我去；白奶奶和胡子叔的工作你做。学校暂有白云鹤看着。我们走！”王金山说着，和藏大槐分头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