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之所以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彻底的舆论封锁和压制。一是因为国民党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力度几乎为零,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带和农村)还是清代的宗族体制在“代替”政府进行管理。而即使是城市中,也有许多行业内都是黑帮、财阀跟高级官僚的亲属族人在掌握。这样一来,想要依靠地方政府实现彻底的舆论管制,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地方的士绅宗族,虽然一般不至于违背根本利益,倒向****,但对蒋家王朝的忠诚心也还远远没有培养起来。如果有人只是大骂蒋委员长的话,恐怕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蒋委员长搞文字狱。
二是全国始终有很多省份处于军阀割据的半独立状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联合对抗中央,当地人自然只知“xx大帅”而不知蒋委员长,甚至还在阎锡山、龙云、冯玉祥这些军阀的有意诱导之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反蒋宣传。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内部,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打个比方,在抗战前,汪精卫、胡汉民跟蒋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对台戏,为什么不能一枪把他们两个都崩了,从此党内再无反对派?
道理很简单,要是这么两枪下去,只怕是不光没了反对派,连党也没了。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合体,光是压制军阀,对抗****,就已经异常吃力。蒋委员长的位置,可从来都没有封建时代的皇帝这么稳固,国民党内的反蒋集团从来都是一茬接着一茬。如果蒋委员长对这些竞争者没有丝毫容人之量,非要置于死地的话,整个政府只怕是顷刻间就要散架。
三是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让人民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和怨念,必须有一个渠道宣泄出来。这种仿佛火山喷发一般的力量,又岂是“党国”那薄弱至极的基层组织能够管制住的?
事实上,像中共这样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力度,即使是在党国搬到台湾以后,也没能完全做到啊!
因此,民国时代的社会上之所以思潮万千,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观念先进,想要维护言论自由、开放,而是他们对底层平民抓不过来,杀不过来,手也伸不了那么长。而对上层富人,又受到亲属关系、人情关系、与“洋大人”关系的种种羁绊,从而无法肆意大杀特杀,也不愿意真的大杀特杀。
既然民国时代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话,那么民主就更是扯谈了——哪怕那些“砖家们”吹得再怎么天花乱坠,也无法改变民国诸位领袖都是依靠武力上台,几乎没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选出来的事实。而真正赢得了大选的宋教仁,则是根本没来得及掌权就被暗杀了……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军事独裁的政坛生态,怎么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
最后再提一提人权。基本上,只要是看过《红岩》的人,在了解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恐怖故事之后,就知道党国是何等的漠视人权了。至于****喜欢活埋己方伤员以节省医药费,胡乱征兵致使几百万壮丁饿死病死在半路上……这些小道新闻也都已经不新鲜了,还是说说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数民族权益问题吧!
当今的西方媒体,总是指责我党“残酷镇压”少数民族(奇怪的是,国内很多人却总是觉得这些少数民族享福太多了),那么当年的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在这里举两个实例:
——海南黎族世袭峒长,大总管之子王国兴,论阶级成分属于奴隶主,本应是****死敌。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积中学上学的时候,因为不满校长的敲诈,竟然被以“通共”之名开除并送入监狱!等到他买通牢头越狱之后,却发现他的峒长老爹也已经顶着“****嫌疑”的罪名下狱,并且很快被折磨致死。
到了这一步,这位奴隶主剥削阶级的大少爷已经是别无出路,就是不想当****也已经“被****”了,从此,他只得横下一条心,主动举起了红旗闹革命……比较搞笑的是,虽然王国兴很早就被扣上了****的帽子,而国民党也一直把他的兵马当做红军来剿灭。但一直要到1943年冬天,这支“被红军”的黎族起义军,才真正地跟中共琼崖特委建立了联系,算是找到了组织,而之前都是属于“黑户”性质——用如今最时髦的网络词汇,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党”……
——由此可见,每一个****都是被逼出来的。
如果说王国兴的“被****”,还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肆意妄为。那么南京的中央政府,似乎在民族关系上,也没有想过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人权和感情——1930年,南京中研院搞了一次“中国落后族群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本身就已经够羞辱人的了),当时有一位在南京上学的年轻瑶王,也奉命参加了这次展览。谁知在这次展览中,他竟然被强迫穿上民族服装,像猴子一样关在铁笼子里任人参观,还有人兜售门票和往笼子里丢瓜子……之后,这位瑶王愤而回乡,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红军。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把班禅大师关进北京动物园,跟熊猫和老虎一起展览,那又会是个什么情形?
总之,民国年代是一个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时代,大家千万不要去萌它。手机用户请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