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医术闻名的蕲州人庞安时，遣人给东坡先生送来了自己的著作《伤寒论》。 在这里，还有着东坡先生的贡献，那是巢谷从黄州离去前，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治疗伤寒的《圣散子方》传于苏东坡。东坡先生不想自己独藏，就将此方献给了庞安时，用以救治更多的乡民。虽然庞安时一时不能辨别真假，但还是将其收入到了自己的《伤寒论》之中。 东坡先生接到书后，给老朋友庞安时捎去了信。信中说，自己本应该给此书做一篇前言的，但如今的馆职实在是太忙了，不过，在秋初前自己一定会辞职乞求外任的。 刘攽在蔡州种了竹子，苏东坡兄弟、邓润甫、曾肇、孔文仲兄弟均唱和一番。 东坡先生又与张耒来到王直方（字立之）家，在这里，东坡先生读到了学生张耒近来的诗作，对诗中“漱井消午醉，扫花坐晚凉”与“众绿结夏帷，老红驻春妆”句竟十分称赏。叹息道，“此不是吃烟火食人道底语言”！ 王直方自号归叟，汴京（今河南开封）人。舍人王棫之子，补承奉郎。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其祖籍为河南府密县（今河南密县），而世居汴京（今河南开封）浚仪，有别墅在城南。元佑中，苏、黄及其门下士尝集会其中，由是闻名。 不幸的是，王直方三十八岁，得了“风痹”，从此开始卧病，病中行走和说话都很艰难。小王的病后来发展成了脑血栓或高血压引起的偏瘫一类疾病。这样的病在古代是很难医治的，所谓“世无湔浣手”。病情发展，在卧病两年多之后，大观三年（1109）三月丙寅，王直方就谢世了，年仅四十一岁。 苏东坡在如今的馆职中，有了诗情画意也大都是以唱和诗居多，已没有往日身处江湖之远的快意了。 李公麟收藏有唐时韩幹所画的马，苏辙看到后题了诗。加上苏辙在侍立迩英殿时作的诗，东坡先生都唱和了一番。宋構知彭州（今四川成都代管彭州县级市），郭熙画了《秋山平远图》，苏东坡也都作诗贺之。 毛滂出都，寄诗给苏东坡兄弟。张商英为提点河东路刑狱，韩维罢门下侍郎，知邓州，旋改汝州，张舜民倅虢州，东坡先生都做了应景之诗。 元祐二年，七月二十六。 苏东坡又被除以侍读官，东坡赶紧以“学术本疏，老复加于謇讷”上了辞免状，朝廷仍是不许。 八月初二，屡次攻击苏东坡的洛党骨干成员、右司谏贾易被罢谏职，知怀州（今焦作市西南部）。 自从苏东坡因策题之事被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颐交好。而自东坡与程伊川交恶以来，两党互为攻击，贾易独自建言，要求窜逐苏东坡等人。又言之所以吕陶敢于明目张胆地声援苏东坡兄弟，那一定是文彦博与范纯仁之流在后台暗中支持的结果。 太皇太后听说了贾易的行径后，大怒，欲严厉地惩处此人。 吕公著上奏道，贾易所言切直，惟诋毁人臣为太甚，第不可复处谏官之列耳！ 太皇太后道，不责贾易，此亦难作，公等自与皇帝议之。乃止罢谏列。 贾易，字明叔，无为县人。嘉祐六年（1061）进士，程颐的门生，北宋的党争中属于“元祐党人”中的“洛党”。此人七岁丧父，其母彭氏以纺绩供其上学，有时与以零用钱，贾易不忍用，积得百钱，仍以还母。该事还被入选“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四十课。 就是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步入仕途忝列谏官之后，对于朝中苏东坡等人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迫害，实在是令人惋惜。 就在贾易被罢谏官的当日，程伊川先生也被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起先是谏议大夫孔文仲屡次上书言及程伊川，到了真正将其罢免，有人说是孔文仲与苏东坡串通好的缘故。 孔文仲上书中对于程伊川的措辞是，“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胜口间乱，以偿恩雠，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可谓是一针见血、痛快淋漓。 苏东坡在经历了这些事后，深感朝堂上人心之险恶，遂再次上书乞请外任，朝廷仍是留中不出。非但如此，八月二十二日，苏东坡再次被任命为兼实录院修撰。同为实录院修撰者，还有吏部尚书苏颂与兵部侍郎赵彦若。 实录院，在唐宋时期，帝王都有实录，多是根据起居注和时政记编写而成，由翰林学士和起居舍人充任编写，编写机构名为实录院，但并非是常设机构，一般是实录编完则撤销，作为官署形成于南宋。 就在苏东坡自登州被召回朝廷的途中，路过济南长清真相寺院时，高僧法泰刚刚建成一座十三层的砖塔，苏东坡将弟弟子由珍藏的释迦佛祖的舍利子捐赠给了寺院。如今，砖塔全部落成，苏东坡又应邀为之书写了《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文末东坡先生的落款极为排场：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上骑都尉、武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 太师文彦博时年已八十二岁，朝廷上念其年高，特批塔老先生在朝堂上可以不必苛求繁琐的礼仪，不用再行跪拜之礼。可是老先生仍恳切地请求行跪拜礼，为此苏东坡又拟了一道敕命，对于文潞公的品行给予了表彰。 忙完了朝廷上的事，苏东坡忙里偷闲又次韵了米芾的二王书跋尾二首，为文及甫（字同翰）题《郭熙秋山平远二首》。老朋友王巩自西京洛阳通判迁往扬州倅后，给苏东坡寄诗来。东坡先生的次韵诗中以著书自勉。诗中“未许相如还蜀道，空教何逊在扬州。”句，引用了何逊与梅花的典故。 何逊字仲言，人称“何记室”，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曾孙，宋员外郎何翼孙，中国南朝梁诗人。他在任扬州法曹时，廨舍有梅花一株，常吟咏其下。后来，他居住在洛阳时思念梅花，请求再次前往扬州获批。当他抵达扬州时，梅花正好盛开，何逊对树彷徨终日。后来，这个典故被用来形容文人墨客对美好景色的吟咏，或者对某个地方的深情留恋。 欧阳文忠公少子欧阳辩要赴监澶州酒税人，苏东坡作诗为之送行。 九月初五，传来了熙和路的奏报，说是我朝活捉了西羌的反叛首领鬼章。就在朝廷上下奔走相告，准备百官称贺、中外同庆之际，苏东坡却表现得忧心忡忡。 于是，东坡先生上了一道《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详细地分析了这件事的正反两面。指出若是处理不当，则会导致将骄兵惰之局面，因为历史上因为胜利带来的灾祸也并不少见。另外，对于此前一直以来对于西羌的求和来者不拒的做法，东坡先生也指出了其中的弊端，那样只会让西羌与夏人在心里觉得是和是战的决定权就在他们手里，等等。 就在苏东坡还在为国家的安危局势劳心伤神之际，侍御史王觌却上书朝廷勿大用苏东坡这个人。 王觌的理由是，苏东坡与程伊川因为一点小小的结怨，从而浸结仇怨，以至于二人的所亲善的门生故吏也都更相诋讦以求胜，其势若绝不两立者。乃至台谏官一年之内章疏纷纭，多是缘于颐、轼之故也。 王觌还说，程伊川在朝堂上言及苏东坡，东坡遂乞请外任，朝廷既降诏不允，后又复将其进职经筵，而又适当执政大臣有缺，士大夫们岂得不忧，小臣我也是忧患不已啊！苏东坡这个人自从忝列朝堂以来，咎愆不少，微臣不再多言。但庙堂之上，若使量狭识暗喜怒任情如东坡此人者预闻政事，则岂不为圣政之累耶！然而，东坡先生的文采是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陛下若要保全苏东坡，则且勿大用之，庶几使轼不遽及於大悔吝。 在上书的最后，王觌还补充道，苏东坡这个人“虽乞补外，所上章留中不出，臣料之，彼虽以补外为请，其章中必有安之谋以拒公议，果尔，则陛下益当深察其邪正真伪而审处之。” 这还不算，王觌意犹未尽，再次补充道：颐、轼自擢用以来，皆累有台谏官论列，若使二人者言行全无玷缺，亦安得致人言如此之多也。近日既察颐而逐之，惟轼尚存，公议未允。臣今日所论，但欲且更无进用轼，徐察其为人。 九月十五，苏东坡在迩英殿为皇帝所讲的《论语》终篇，于是皇帝赐执政讲读史官宴于东宫，并赐御书诗。次日，东坡先生进献了谢表，“小臣愿对紫薇花，试草尺书招赞普。”并进献长诗一首。 王适（字子立）之父、比部郎中、知濮州，赠光禄大夫王正路（字宜甫）去世，苏东坡为之作了祭文。 东坡先生曾做主将苏辙的一位女儿许配给了王子立，所以苏东坡将王正路称之为“亲家翁”。后来，苏轼兄弟的后代六个男孩全都从学于王子立，这是后话。 过了几天，关于鬼章被生擒后的处置问题，苏东坡有上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苏东坡认为，善用兵者首先是降服其心，其次才是屈服其力。如果打了胜仗就烧杀抢掠，建设城堡，继续蚕食对方的国土，就会令边疆的部族誓死造反。像鬼章这样的人，如果杀了，他的臣子就会刻意复仇。如果令鬼章指使他的部族讨伐阿里骨并捉拿赵纯忠，就放他生还，而鬼章与阿里骨本来就有矛盾，这样放还后的鬼章就会与阿里骨互相攻击，相互猜忌而不会联合，这正适合中原王朝的利益。 元祐二年秋，洛阳人、北宋理学家邵雍之子邵伯温（字子文），以经行荐。 赵抃辞世已经三年，其子上书朝廷为父乞碑文，朝廷赐墓碑名为“爱直”，碑文则交由苏东坡代写。带着对赵清献公的敬重，东坡先生为之作了洋洋洒洒的一篇《赵清献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