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桌都上了酒。上的都是本地老百姓家里，家家户户都要烧烤的红薯酒。每个小包厢里都摆放了两个大酒缸。每个酒缸都可以装红薯酒一百多斤。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两个酒缸始终都至少保证一个酒缸装的酒是满的。每当喝干一个缸屋里面的酒，公社炊事员立马就会买来新的红薯烧酒，把喝干了的的酒缸倒满。这样相互循环，始终保持着有酒喝。
易大伟、艾旺骁陪吃的领导桌，一开始上菜，邓秘书就把各位领导的酒杯盛满了。这是当地一种专门用来和红薯酒的酒杯，一般盛满是二两左右，还有一种大一点的酒杯，盛满一般是三两左右，又叫小茶杯，这种酒杯主要是那些酒量比较大的人用的。
易大伟是这一桌的主家，她端起杯子，站起来说道：“按照大历县的酒规，我们先共同喝两杯，然后我每个人进两杯酒。”他说一说完，就把就倒进了自己的嘴里，然后把酒杯倒转过来，杯底朝天，杯口朝下，以示自己喝得很干净。
易大伟敬完酒后，艾旺骁接着敬酒，每个人两杯。
随后，工作组的肖复兴、赵国雄、温本华、张盛林、王国平五个人，纷纷向易大伟、艾旺骁各回敬了两杯红薯烧酒。由于任务在身，领导们不敢放开喝酒，喝完礼节酒后，就没有再喝酒了。
吃完晚饭，肖复兴把赵国雄、温本华、张盛林、易大伟、王国平、艾旺骁几个人喊在一起，商量如何开展工作。
肖复兴说：“田家洲大队有十八个生产队，三千多人，又都是一个姓的，血缘关系很亲，又加上这次械斗是为了本大队的利益，要想完全摸清械斗的情况，找出牵头人物，找出开炮开枪的人员，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因此，不真正的深入下去，不想些方法，很难完成地委交给我们的任务的。”
肖复兴看了一眼大家，接着说道：“所以我想，很有必要将地、县来的工作队员合理的搭配好，我和本华县长坐镇指挥，其他人员分成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地区两人、县里一人、派出所一人、公社一人，进行地地毯式的暗中摸排，务必将真实情况全部摸排清楚，不漏掉一个牵头人物，不漏掉一个骨干分子。就是说，不能逃脱一个凶手。一定要把牵头人物、骨干分子和凶手这三种人的一切情况，全部摸排清楚，详细掌握具体情况，包括他们的亲戚、住的房子有几条门。”
肖复兴停了一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后，说道：“我建议，第一小组由赵国雄处长负责，第二小组由张盛林负责。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工作组进驻田家洲大队后，一定要特别讲究工作策略，注意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要从帮助群众抗旱保晚稻，群众当前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以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党员为依靠力量，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掌握到最真实的情况，才有可能收集到铁证如山的事实，也才有可能摸准牵头人物和骨干分子，然后才能真正的打击犯罪分子。为确保工作的顺利，所有有关械斗事情的相关问题，都由公安部门的同志们负责秘密调查，其他同志主要负责有关抗旱的工作，一切言行都不准涉及械斗的问题，否则，一定要从严追责。”
第二天，调查处理“8·22”械斗事件联合工作组，正式进驻田家洲大队开展工作。工作组按照先前的分工，深入到各个生产队，从了解旱情，帮助抗旱为切入点，在全大队的干部群众中，全面开展排查和侦察工作。由于排查和侦查工作的高度保密，即使参加工作组的同志，除了公安人员外，都以为只是帮助田家洲大队来抗旱的。
钟国正是以公社干部的身份被抽到工作组中的。当他看到工作组里那么多的公安人员之后，感到非常的不解。田家洲大队刚刚与李家湾大队发生了械斗，地区和县里就这么重视他们的抗旱工作，派出了地、县、公社三级抗旱工作组，而且把三级的公安干警都抽了出来搞抗旱，没有搞械斗的其他大队，没有一个地区或县里来的人调查旱情，帮助抗旱，真是奇了那个怪了。难道真的是会哭的孩子都有奶吃吗？不好不闹就真的没人管了？钟国正一时感到很是疑惑。
难道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钟国正心里想。但愿吧，但愿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这些东西这么简单。
工作队进队后，田家洲大队的支部书记田保金在询问了其他大队的情况之后，感到非常的纳闷，地区、县里和公社，怎么突然只给我们大队派来这么多人的抗旱工作队？莫非是为了调查械斗的事情？可是工作队却没有一个人问他有关械斗的事情，要问也是一些与抗旱有关的事情，仿佛这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械斗一样。
仇小丽来自于地委政法委，是工作组中唯一的一个年轻女性，而且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第一次到农村来，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很诗情画意，和钟国正一见如故，没有几天的时间，就成为了好朋友。加上她不是公安干警，没有秘密调查的具体任务，就显得很轻松，经常跟着钟国正走家串户，了解民情社意，或者干脆在田野里走来赶去，还时不时的朗诵一两句诗，逗得钟国正喜笑颜开。钟国正就叫她丽诗人。